【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舌余道人】亿海智投
7月27日，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传闻终于证实，包括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
关于释永信的商业版图我就不过多阐述了，作为一个曾经在宗教内部待过十多年的相关人员，我想从宗教角度来讨论一下相关问题，也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真正的宗教。
一、从“无私生女”到“有私生子”：十年前的举报你还记得吗？
释永信这个事儿并不新鲜，也并不是孤立，也不仅仅是佛教如此，道教内部也是如此，不少信众对此也有疑虑甚至发声谴责，但恰如十年前对释永信的举报一样，碍于宗教的滤镜或者各种利益均衡，不了了之。
在信众眼里看来，高僧名道都是道德模范，所谓慈悲度世、清静无为、仙风道骨，就是世人加给宗教的滤镜。在这些滤镜的加持下，信众往往就不明真相了，尤其是当宗教作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并且又掺杂了巨大的利益时，就不清不楚了。
早在2015年，就有“少林寺知情人士释正义”发贴举报释永信，称其有2个户籍和2个身份证，还有两名“私生女”。
但十年前的最终调查结果是“不涉及违法犯罪，无私生女”，十年后我们才明白，原来少林寺方丈的是“私生子”，果真还是语言的艺术。
图为2014年10月1日，河南登封少林寺景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视察各堂口后离开寺庙开放区。澎湃新闻
十年前无果的举报，实际上既有宗教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也有现实操作中的“默许”与“纵容”，地方部门出于“稳定”的考虑，回避对宗教场所的实质性监管，这无形中给了一些宗教“大佬”以可乘之机，让他们在宗教滤镜的保护下，继续为所欲为。
释永信主持少林寺长达38年，这种长期占据宗教权力核心的现象并非个例。它暴露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宗教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缺乏有效的权力轮换机制与监督体系。
二、占山为王式的宗教场所和长期的利益把持
我们先从释永信实际掌管少林寺38年说起。如果宗教真的是以信仰为核心，怎么可能在二三十年间都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这恰恰说明，他们所掌控的并非信仰的高地，而是资源与权力的中心。
或许信众对于修行人有滤镜，但我们想一下，目前这些寺庙宫观的实际掌控者是什么时候到庙里去的？基本上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代，有本事的下海折腾了，求安稳的在体制内待着，有文化有学历的要么创业要么成了学术领头人，哪些人会去当和尚道士呢？
无非是没有学历、没有文化、还没有地方去、甚至犯了事找不到工作的，找个地方待着，真正为了信仰的有多少呢？
大众是为了信仰而向往佛道，这些宗教大德们却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为了谋生而已，寺庙不再只是信仰的寄托，只是一条谋生之路，甚至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交汇点。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政策也在慢慢落实。这些八九十年代到寺庙道观的人，却成了世人眼中的高僧名道，披上了宗教滤镜，其实挺可笑的。
如果真的是出于信仰和修行，为什么几十年间都没有提携后辈，为什么没有更优秀的人才出现？无非是这些人掌控了巨大的利益，形成事实上的“家族化”“派系化”“集团化”管理模式而已。
这种权力的固化，不仅阻碍了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使得外部监管难以介入亿海智投，形成了“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制度性循环。
这家由释永信持股80%（后变更为寺庙持股）的公司，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至1亿元，对外投资覆盖制造业、文旅地产、金融等16个领域。
三、宗教腐败和利益固化的严重后果
普通大众说宗教腐败，但对于某些信徒来说，大和尚、高道大德酒色财气、包养情妇都是有理由的，在正常人看来不可思议，在信徒眼里却理所当然，是“替信众消业”。
宗教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根源之一在于现行宗教管理制度存在明显漏洞。
首先，绝大部分寺庙宫观就是一言堂，当家的说了算，严重脱离政府监管，庙里的事情和宗教事务甚至经典的解释权，都任由宗教人员把持和肆意解读，封闭化的管理和宗教滤镜的加持下，形成特色的团团伙伙。哪怕是有相关的宗教协会，负责人往往由宗教内部选举产生，缺乏外部监督。而这些协会本身又是利益相关方，自然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
其次，宗教场所的财务管理混乱，功德箱、香火收入、法会捐赠等资金来源缺乏公开透明机制。功德箱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黑箱，部分宗教场所甚至有可能利用宗教免税政策进行资金转移与利益输送，损害国家财政。
再次，宗教人员的任免、晋升、奖惩等权力掌握在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容易导致内部权力斗争和对异见者的排挤，年轻人得不到上升路径，既得利益者之外的老年修行者往往被赶出寺庙宫观，老无所依，没有相关法律保护，自生自灭。
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型宗教场所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修行净地，这是宗教商业化长期存在的顽疾，“丛林法则”在宗教场所中愈演愈烈，与真正的修行理念背道而驰。
虽然国家多次出台政策，试图遏制宗教商业化倾向，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次我们看到了释永信被调查，却可能有更多的“释永信”没有被查出，或者说他们的手段更精致。
《天龙八部》中鸠摩智的经典台词
四、唯有制度化约束才能治理好宗教
没有被制约的权利永远是疯狂的，哪怕宗教在内都是如此。如果真正要实现宗教的与时俱进，就不能再这样放纵了，应该依法依规，对宗教场所以及宗教教职人员进行管理。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1. 收回宗教经典的解释权
宗教经典的解释权不应仅由个别宗教领袖或师承体系掌控，目前宗教经典的解释权实际上掌握在少数宗教人士手中，一些人利用这种解释权传播封建迷信、腐朽观念，甚至与境外势力勾勾搭搭、不清不楚，将所谓的宗教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对于各宗教经典的解读，应该允许多种方式的解读，来丰富我们的精神文明，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鼓励多种方式的解读，促进宗教发展、民族和谐。但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国家应该拥有经书的最终解读权和对其进行中国化的修订权，而不是仅仅掌握在特定宗教人员手中。
2. 加强宗教场所负责人轮换制度
避免宗教场所被特定人员长期把持，宗教场所不是私产，理应由统战部门主导，实行宗教场所或教团人员的流动和竞争，避免类似释永信这样的人滥用权力或形成利益集团，防止“占山为王”。
3. 加强财务监管，透明化资金流向
功德箱不能成为黑箱，包括香火收入、门票收益、商业合作等所有资金来源与支出，都应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可以依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但是，相关部门应该知道寺庙道观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尤其是部分宗教教职人员，往往公私不分，如果是用个人账户收取宗教相关收入，必须将宗教教职人员的个人账户也如同公户一样，纳入监管。唯有如此，才能让“功德”真正用于功德之事，而非成为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
4. 建立宗教人员的权力共享机制和信众监督体系
不能让部分宗教教职人员把握所有权力，应该让宗教教职人员都具有话语权，让真正有信仰的年轻人能够有路径学习、进步。既然宗教不可避免的有金钱开支和人员流动，那么相关劳动保障、学习培训、医保养老和合同规范，都应该合规进行，而不是让既得利益者把年轻人当道奴或者义工使唤。
5. 加强从严治教、推动宗教场所在地政府联动治理
从严治教不能光喊喊口号，应该如同反腐一样，无论什么宗教，多打几只大老虎，去掉宗教滤镜，才能够正本清源。
宗教治理应与地方政府、公安、税务、财政等多部门协同推进。通过建立宗教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联合执法，形成综合治理格局。
五、一点期望
宗教的本质是信仰，是引导人们向善、向真、向美的精神力量。当宗教与权力、金钱交织在一起，信仰就可能沦为一种工具、一种表演、一种交易。
释永信事件暴露的不仅是制度层面的缺陷，更是整个社会对宗教信仰认知的错位。我们不能再将宗教视为“法外之地”，更不能对宗教场所的商业化、权力化现象视而不见。
信仰不应成为腐败的温床，宗教更不应成为逃避法律的避风港。唯有制度清晰、监管有力、文化重塑，才能真正守护宗教的神圣性，重建公众对信仰的信任。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哪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知道目前中国的宗教商业化非常严重。”而今，是时候让宗教回归本质，让信仰回归纯净。
唯有制度性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否则，所谓的“宗教中国化”，不过是空谈，所谓的“高僧大德”，也不过是面具之下的一场表演。
佛曰正见，道讲公道，一切如一，希望真正从制度上把宗教完成中国化的蜕变，让那些欺世盗名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莫要让这些高僧名道再伤害信众的朴素情感了，莫要让这些高僧名道再阻碍中国宗教的进步了，是时候需要真正符合中国人情绪价值和能够助力时代发展的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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